在歌乐山白公馆监狱旧址中陈列着一面泛黄的“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刚刚传入白公馆监狱时，狱中的同志凭着想象共同制作的，制作红旗的发起人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
1948年9月，地下党员罗广斌在成都被捕后，被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一开始，特务们对这个共党案犯“另眼相看”，因为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亲弟弟。
面对审讯，罗广斌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组织情况他则以“一概不知”来作答。
特务头子徐远举劝说罗广斌：“不要顽固了，你的情况，我很清楚，还是老实地说吧。”
罗广斌则淡淡地回答：“既然你都清楚了，还问我干什么？我是共产党员，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罗广斌拒不交代组织和其他同志的情况，敌人无计可施。碍于罗广文的位高权重，特务也不敢对罗广斌刑讯逼供。罗广斌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充分抓住这点与敌人进行斗争。
1948年11月的一天，徐远举再次提审罗广斌。一个神情尴尬的陌生人出现在面前，罗广斌诧异地打量着来者。徐远举状，得意地大笑道：“不认识是吗？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你的上级，贵党的重庆市委副书记，你的入党就是他批准的，过去是你们的冉益智同志，现在可是我们的中校专员了。”罗广斌一下怔住了！随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被捕，是因为出了可耻的叛徒！
冉益智也是第一次见到罗广斌。他强装镇静，走上前微笑着说：“你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去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读书，是马识途一直在帮助你吧？……”
徐远举赶忙插话道：“怎么样？还是把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地址告诉我们吧。”
看着叛徒卑鄙的面孔，听着特务得意的狞笑，罗广斌轻地撇撇嘴：“不要痴心妄想！”
冉益智却不死心：“政府讲天理、国法、人情，你只要讲出来，就可以回家了，你今后不搞政治，去学科学，仍然是有前途的，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
罗广斌大怒：“后悔？我有什么可以后悔的？放心，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送我回监狱！”
徐远举没有想到罗广斌居然如此刚强，恼羞成怒地咆哮道：“明天我非叫人好好地整你！”
果然第二天罗广斌就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但他并不觉得痛苦。与罗广斌同狱的李玉钿同志解放后写的证明材料中记载：“罗被捕送渣滓洞后，虽经数次最严厉的审问，始终未屈服，徐匪劝他自新，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态度倔犟，被戴上了很重的足镣，他也不觉得痛苦，反而态度怡然自得……”
戴上脚镣后，难友们对罗广斌发起慰问，他收到诗歌等许多礼物，其中一首诗赞美他是“冲向风暴的海燕”。
面对同志们的慰问，罗广斌很受鼓舞，于是他写下《我的自白书》表达自己决不屈服的态度——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就怎么干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样的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
望着脚上沉重的脚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
1949年1月，地下党员齐亮被捕关押到渣滓洞监狱，罗广斌因为写条子给齐亮讲狱中情况而被特务发现，给他加了一副脚镣以示惩罚。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罗广斌越发变得坚强，他甚至开始不回答特务的任何问题。于是，他被转移到了关押重犯的白公馆。
1949年7月，面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变化，徐远举感觉到罗广斌在他手上是一个包袱，万一有差错今后不好向罗广文交代。于是他下令将罗广斌带到他办公室，并请他的父亲做工作，说不再强迫罗广斌交代组织情况，只要求履行登报自新手续就可以回家。但是，罗广斌坚决不从，在与父亲大吵一番后，他又回到了白公馆。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从重庆溃逃之前，下令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秘密屠杀。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白公馆尚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白公馆的大特务雷天元接到命令，要他先带人到渣滓洞帮助“处理”那里的“政治犯”。但当雷天元返回时，白公馆已是人去楼空，吓得这个残忍的刽子手面如土色——怎么回事？这可怎么向上级交账呀！
原来，雷天元带着特务们去渣滓洞实施屠杀时，命令当天的值班看守杨钦典看住白公馆最后的19人。就在这个时候，罗广斌抓紧机会，策反杨钦典弃暗投明。由于平时革命者在狱中英勇不屈的行为对杨钦典有所感染，此时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杨钦典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全部脱险。
（作者： 厉华）
【节选自《重庆红色故事》（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