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在重庆举办，许多南方局老同志专程从北京赶来祝贺。同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身形单薄，比一般人矮出一头，身体严重伛偻。后来，大家才得知，此人是被南方局老同志亲切地称之为“小火车”的许嘉陵。而他的身体之所以会落下残疾，这与他的父亲许涤新有着莫大的关系。
1939年9月25日，许涤新的长子许嘉陵呱呱坠地，可喜庆的气氛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不久，许涤新过去多年的地下工作和国民党监狱生活造成的肺结核病又犯了，严重时甚至口吐鲜血。见许涤新病成这个样子，周恩来和董必武让许涤新停止工作，到重庆郊区找个安静的地方休养。后来，由手工合作社的秘密党员安排，许涤新一家在歌乐山高店子附近租了一处房子，这里离国民党中央医院不远，看病也很方便。
出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热情，他求学时期便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还研究过《资本论》。休养期间，许涤新一直在思考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学途径。周恩来了解后，鼓励许涤新要有雄心壮志，写出恩格斯指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按历史阶段发展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以后，许涤新的身体稍有恢复，就第一时间投入工作，病痛复发，他就躺在床上，背着妻子偷偷写书。1946年，《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在全国出版发行，仅两个月，首印书籍便销售一空。在被国民党查禁之前，该书先后印刷7次，成为当时热销一时的畅销书，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为后来国家经济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6年10月底，在接受周恩来指示之后，许涤新前往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工委委员、财经委书记。为了打开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局面，宣传我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许涤新于1947年1月领导创办《经济导报》，为团结海内外工商界，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1月31日，香港版《群众》周刊创刊号出版，许涤新任编委，此后经常为《众》撰稿，两年中共计为《群众》周刊撰写经济论文约50篇。
许涤新常年为革命奔波，不辞劳苦，但当自己的儿子许嘉陵身体健康恶化不得不治疗时，他却坚决拒绝了旁人动用组织经费替儿子治疗的建议。
许涤新工作繁忙，频繁辗转，生活不定且条件差，这使得儿子许嘉陵的病一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到1947年病情更加恶化，在香港一家私人诊所照了X光片，腰椎旁边一道白的脓管和烂了三四节的脊椎骨赫然在目，必须住院动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昂贵的手术费，靠许涤新微薄的稿酬是不足以支付的······
当时许涤新负责掌管香港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全部经费，出入他手中的钱何止千万，出于对许涤新和儿子许嘉陵的关切，有人建议从公家经费中借用一笔钱，赶紧给孩子治病。可许涤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个人用公家的经费是犯罪行为，自己绝不能那样做。
最后，在几个朋友的支援下，他好不容易凑得 400元港币，为儿子交了第一次手术费。第一次手术后，儿子许嘉陵身体内的结核病菌是被消灭了，但由于治疗太晚，再次进行手术根治的机会却也永远失去了。儿子许嘉陵的终身残疾，成了许涤新为革命事业作出的一大牺牲······
多年后，也已是年老体弱的儿子许嘉陵的一番话让人不禁深深感慨，他说由于父母在革命战争年代严于律己，造成了他的终身残疾，但父母的这种精神，却是留给他一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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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重庆红色故事》（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