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人员龚澎告别新婚不久的丈夫，从太行山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龚澎被分派到外事组，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对外活动，负责对外（外国使馆、外国新闻机构、外国在华人士）联络、宣传和调查了解有关政治动向、国际形势等事宜，向延安的中共中央提参考，并广泛开展国际统战活动。
周恩来常说，我们这里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没有统一战线，抗战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哨阵地，并不是大后方。龚澎很快就从亲身体验中理解到周恩来上述论断的深刻涵义，在这个“战场”上脱颖而出。龚澎不仅天生丽质，才华也异常出众。她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既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又能写一手极好的文章，其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文字的驾驭功夫都很娴熟。每当周恩来会见外国人士或接见外国记者时，都由龚澎陪同，并做翻译。她的翻译，表达准确，“讲的英语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十分流利”。每当收到延安的重要文章、社论和消息，或者必须尽快让外国人士了解的资料，龚澎就立即译成英文，打字、翻印，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外国人士大多对龚澎印象深刻，认为她是“周恩来的亲密助手”。
皖南事变以后，英国大使卡尔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富于正义感的英国爵士特意请龚澎在自己身旁坐下，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支持和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卑鄙行径的反对。龚澎利用这个机会，列举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无形间成为这个招待会的中心人物。许多在重庆工作过的国际友人，在回忆录中赞扬她的才干和品德，欣然承认自己当年对这位美丽的中国女性的敬慕与倾心，还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当时，龚澎一直住在周公馆楼底一间阴暗的斗室内，除了四张竹床外，只能安放一张小桌。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加上重庆较为潮湿，所以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又把她比作“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枝长茎花”。
正当龚澎的事业顺风顺水时，磨难却接踵而至。1942年的一段时间，龚澎连续三天高烧不退，被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住院治疗过程中，却又因注射器感染，致使其左腿从臀部至膝盖大片红肿，于是又住进重庆市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退烧后，伤口未能愈合，她很长一段时间备感疼痛，不能动弹。久病未愈，一则噩耗又传来：他的父亲龚镇洲在号召抗日的途中，因染病去世。龚镇洲为人正直，曾于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还发动了靖江起义，后被孙中山委任为虎门总指挥，其革命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幼年的龚澎。
父亲的去世使龚澎万分悲痛，还未等她缓过神去安葬和祭拜父亲，她又收到一封信。信是燕大同学吴青写来的。吴青的丈夫何云牺牲在太行山，吴青却在信中安慰龚澎说：“革命是长期的，这一点牺牲算什么呢？”龚澎敏感地联想到了什么：丈夫刘文华承诺每10天给她写一封信，而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文华的来信了。龚澎急切地跑到周恩来房里去，问道：“恩来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得到了文华的……什么消息？”短暂的犹豫之后，周恩来注视着龚澎的眼睛，轻声地缓慢地回答：“刘文华同志已在五六个月以前病故了。我是稍晚一些才得到他病故的电报的，你正在病中，又遭父丧，我不忍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伤，所以一直瞒着，没有告诉你。”
龚澎清楚地记得，刘文华和左权还有其他同志曾站在山坡上挥手，送别他们这一队出发的人。当他们一行走到一处苹果园，坐下来休息时，她和左权的爱人刘志兰各买了一堆苹果，托人带回去给自己的丈夫。谁知道这竟是她们对自己丈夫的最后的照顾，刘文华和左权几乎同时亡故！原来，刘文华在作战中突发盲肠炎，迅速转为腹膜炎，因为敌后偏僻的农村医药条件差，治疗无效，不幸去世了。龚澎神情恍惚地回到她那间昏暗的地下小屋，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我们无法体会，黑暗和无助究竟在怎么折磨着她，只知道这一天是1942年11月28日，天阴。
第二天一早，邓颖超和周恩来同龚澎作了一番长谈，对她进行了安慰和鼓励。龚澎振作了起来，眼睛红肿着，却不再流泪，目光坚毅明亮。她给吴青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说，“这场打击像几卡车的装货，上面标记着‘悲痛’‘失望’‘惊恐’‘苦恼’，要我一下子容纳下来，并且把它们消化，随着我的血液，流输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说这是什么滋味！”但她同时坚强地表示：“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使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
后来，这封信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在《新华日报》，许多人也因此而感动。一位外国友人说：“一见到龚澎就会使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无地自容，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真正的强者。”
【节选自《重庆红色故事》（第二辑）】
（作者：李畅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