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并在南开新剧团有共同的戏剧导师张彭春，但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曹禺大12岁，无缘在南开相识。抗战时期在重庆，他们却因话剧而屡有交往。
为《蜕变》说话
抗战爆发后，曹禺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罪恶行径，早有“血债要用血来还”之心。在随国立剧校迁往重庆途中，船靠宜昌、万县等沿江码头，曹禺都是手持铜锣率先上岸，为剧校师生演出抗日街头剧鸣锣吆喝，为发动群众奋起抗日竭尽心力，绝不后于人。到剧校开学以后，曹禺与他请来的留学欧美归来的张骏祥、黄佐临、丹尼等教师谈起希腊悲剧，谈起肖伯纳、奥尼尔等等，兴趣盎然，十分钦仰。
1940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在重庆演出。剧中塑造了一位正直无私、愿为民族战争而献身的视察专员梁公仰。有些评论者就说：民众希望着一个梁专员的出现，然而要具备梁专员这样的优秀条件的好官，却还不曾找到。
《蜕变》写的是国统区的事，说在国统区里不可能有梁专员这样的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从1937年到1940年，是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岂止一个视察专员梁公仰？自周恩来以下，比梁公仰职位高的官员多的是。何况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官员中，怎么能说全无好的？冯玉祥、于右任、范筑先等都是爱国进步的官员，曹禺敬仰他们誓死抗日的精神。
在《蜕变》的批评声中，周恩来针对梁专员这个人物曾说过: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公仰这样的官员，力量更强大一些，反映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这是我党影响日愈扩大的结果。
《北京人》是反封建的力作
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问世后，由于剧本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影子，剧中还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的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
以上这些评论，进步文艺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才华，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剧场上演。这部曹禺的新作，由青年演员耿震、沈扬、赵韫如等挑大梁任主演，他们也十分卖力。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批评《北京人》剧本之声不断，一方面看《北京人》演出的观众很踊跃。
周恩来不惧抗建堂200多级石阶高坡，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北京人》的演出。他看到了《北京人》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的讨论后，让他们在1942年2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一文。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这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家，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己人”而护短，劝告他们“收起他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不仅在进步文化人中，就是广大群众当中也有权威性影响。
《关于〈北京人〉》一文在重庆发表后，拂去了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土，看《北京人》的观众越来越多。周恩来对《北京人》的关注，深深打动了编剧曹禺和导演张骏祥。他们两人本有去上海发展小剧场话剧艺术的打算。这个小剧场像莫斯科小剧院那样，剧校学生把名字都替他们取好了，称之为黄（佐临）万（家宝）张（骏祥）小剧院。看到重庆有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他俩改变了主意，坚定地留在重庆抗战剧坛。
有争论处是否修改，由作者考虑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观看，并到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和演员们。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发出对于原始人类的憧憬，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发表了意见。
曹禺对剧本中的“北京人”，借人类学者袁任敢之口是这样说的:这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来就这一段描述对曹禺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接着又说:“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处是否要修改呢？周恩来请曹禺自己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不要勉强。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说这番话，提了这样的意见。
对曹禺来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这样写的。“北京人”的存在，是为了和在封建社会压抑下，人们不敢爱、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对比的；同时，也是与封建礼教卫道者的欺诈、虚伪、阴险、陷害作对照，是剧本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为此，曹禺没有修改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也没有对此横加干涉，这段话至今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剧本中。但对于周恩来和他这次亲切的交谈，曹禺深为感动而铭记在心。这段往事，至今仍为戏剧工作者所津津乐道。
周恩来没有因为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贯之地关心曹禺的剧本创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加关怀；对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
轰动重庆第一《家》
若问抗战期间的话剧，哪一出最能震动年轻人的思想？最能鼓舞人们奔向新的生活？曹禺的《家》应属首选。
1942年盛夏，在重庆酷热如蒸的日子里，曹禺在唐家沱一艘泊岸待修的旧轮船上，打着赤膊改编了巴金的《家》为剧本。在此以前，巴金曾专程去江安与曹禺相聚6天，在一盏菜油灯的微光摇晃下，他们整夜畅谈《家》的改编一事。曹禺觉得自己对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三个人要熟悉些，改编剧本就从觉新、瑞珏两人新婚之夜写起，写封建制度给这对夫妇和梅表姐带来的不幸和深重灾难。剧本借新婚之夜瑞珏与觉新诗意的独白，瑞珏与梅表姐哀伤至极的长谈，以及瑞珏在病榻上与觉新凄婉诀别的几场戏，道出了瑞珏对觉新真挚的爱情，对自由、对春天、对阳光的向往。曹禺改编《家》的审美独创，尽现其中。
1943年，《家》在重庆道门口银社剧场演出。巴金的《家》写得好，曹禺改编的《家》更具舞台魅力。第一幕，戏一层一层地展开，到了夜半洞房，觉新和瑞珏的独白，窗外的湖光山影，雪似的梅花，杜鹃声声……诗一般的境界，迷住了观众，终身难忘。有人喜爱这场戏，竟然十几次走进剧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越看越想看。《家》共演出86场，近9万观众，场次和观众都创重庆抗战时期剧场演出最高纪录，因此有了“轰动重庆第一《家》”之说。
《家》产生的精神力量也是难以估计的。封建势力给三位青年男女的迫害，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了不推翻封建势力，就谈不上人生的幸福与自由。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掠掳，更比封建势力来得直接、凶残。《家》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幸福，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各方文化人云集，对于话剧的演出，报刊上常常是百家争鸣，就是我党办的《新华日报》也不是“舆论一律”。对于话剧《家》，一面是好评如潮，一面是刚来重庆的文艺家何其芳另有评论。他批评曹禺的《家》，没有写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剧中所写的封建婚姻造成的不幸，“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罢了”。既然是牙痛，那就“忍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何其芳的这种批评，当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面目出现的，但是，观众却不听这位批评家的“警世良言”，《家》的观众仍有增无减。在以后的岁月里，各地剧团仍争相演出，甚至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有据此剧本拍摄电影的。
周恩来不仅赞赏《家》的剧本与演出，他对在剧中扮演瑞珏的张瑞芳说:“你和觉新的戏，我和你们的邓大姐都喜欢。有的还把它在家中模仿着演了一遍。”周恩来边念着剧中台词边表演着说:“（瑞珏）到了七十、八十了，儿子、儿媳妇站在这边——（觉新）女儿跟姑爷……”1981年1月26日，我在上海访问张瑞芳时，她高兴地对我透露周恩来对曹禺改编的《家》的喜爱。
【选自《千秋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