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呼吸疾病专家王鸣岐迎来百岁生日。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祝您生日快乐！”4月17日中午，重医附一院5号楼601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为该院呼吸疾病专家王鸣岐庆祝百岁生日。
坐在轮椅上的王鸣岐满头白发。65年前，他从上海来到重庆，创建了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而后历尽艰辛进藏搞科研，提出大规模人员长期入住高原缺氧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成功应用于青藏铁路旅客运输中；他牵头编写出版《实用肺脏病学》，成为国内医学院校经典教材。
“我是党员，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王鸣岐曾这样对组织和家人说。
响应号召报答恩情主动报名西迁
17日上午，重医附一院里一片忙碌景象，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求医。这所由王鸣岐和其他上医人（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手创立的医院，在2019年度全国1306家三级综合医院绩效考核中名列第25位。
时间回到1956年，一个消息在上海医学院传开：重庆医疗卫生条件亟待改善，急需建立一所高规格、高水准的医学院，国务院决定将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分为二，部分内迁至重庆。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从上海到重庆，意味着工作条件更艰苦。但王鸣岐报名了，“因为我和重庆有很深的缘分。”
1939年，王鸣岐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这所医学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医学院。抗战爆发后，国立上海医学院于1942年从上海西迁至重庆歌乐山，王鸣岐也来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上海医学院回迁上海，王鸣岐回到上海，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工作。
“报名到重庆工作，从大处说，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小处讲，是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王鸣岐说。
1958年，王鸣岐与400多名教职员工一起举家西迁重庆。
创建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很多医院都没有独立的呼吸内科，所有肺部疾病统统归在大内科进行诊治。事实上，大内科已不能应付越来越严重的肺科疾病，尤其肺结核已成为国内重大疾患。
1958年，王鸣岐拉起一支4个人的队伍，建起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开始仅有20张床位，加上我父亲，总共5位医生。”王鸣岐的儿子王健告诉重庆日报记者，那时肺结核盛行，众人谈“核”色变，当时的重医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病房和床位。“可群众一定得进行有效治疗。”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X光机，下班后搞肺病普查、研究……他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王鸣岐的学生吴亚梅教授回忆：“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人群聚集地搜集痰液，甚至到人烟稀少的长江边、大桥下收集。人人避之不及的痰液，在他眼里就像宝贝一样，我们趴在地上，把痰液做成标本，带回医院化验，获取医学数据。”
“那些年，我们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父亲为筹建病房、开设门诊，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把我们兄妹三人都放在儿科医院的小茅屋里。”面对白发苍苍的父亲，王健动情地说。
从不争名争利，工作挑最苦最难的
“父亲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无怨言。”王健说。
1959年冬，加入高山病研究小组进藏区实地考察的重任，落到王鸣岐肩上。
简陋的泥石公路，数不清的高山大壑、激流险滩，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垭口、雪原冰川，还不时有零星匪徒在山崖上放冷枪——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进藏的王鸣岐却泰然处之，“都说进藏苦、进藏累，藏区条件差，可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晚上睡觉，他把军大衣铺在卡车上，与大伙在车上挤成一堆，和衣而眠；吃饭，就嚼着生米、啃着冰块；工作时，他采样、化验、计算，一丝不苟。
“他在工作上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同行专家黄尤奎说，记得有一次发出差补贴，当时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按个人月工资30%计算发放，第二种按每人每天1元补贴。若按第一种，以王鸣岐副教授的身份，每月可得补贴50.4元，可多数队员只能领9元左右。
“辛苦和付出是一样的，补贴就不应该有差距。”王鸣岐马上提出采用第二种方法，每人每天1元。
进藏之行，收获颇丰。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研究资料及成果有十多箱。后来，作为相关领域专家，王鸣岐又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如今的青藏铁路供氧，正是采用了王鸣岐他们的建议与措施。
编写专著成为医学院校必备教材
1963年秋，王鸣岐再度被委以重任：出任重医附二院副院长。他谦虚谨慎、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很快就和新老员工们打成一片。数年后，重医附二院各项工作走向正轨。
11年后，年逾五旬的王鸣岐回到重医附一院，继续从事呼吸病研究。1991年，王鸣岐与上医两位教授共同编写出版了《实用肺脏病学》，成为国内医学院校必备经典教材。
重医附一院党委书记许平说：“60多年来，王鸣岐和他的战友们把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重庆，他们让这一场负重前行的西迁，收获了累累硕果——彻底解决了重庆缺乏先进医疗技术的难题，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作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本报记者 李珩）
（稿件原载于2021年04月18日《重庆日报》）
